GDP跨越“2万亿”，并不是城市发展的终点，而是迈向“3万亿”的起点。
发展不能只盯着总量看，房子想要再修大，四梁八柱得够稳、够扎实、够与时俱进。换言之，“再上一万亿”对经济动能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发展模式必须尽快向以智力为主的知识密集型转化。在以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下，人才、资本以及创新力的聚集程度决定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效率与潜力。
在此背景下，我们进一步观察“塔尖城市”的人才（就业人口）、资本（企业）、创新力（R&D投入），拨开总量“外衣”，透视“2万亿”的基础实不实、“3万亿”的潜力大不大。
一、人的聚集
对比2010年、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主要行业门类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我们总结出九座城市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排名前五的行业与减少的行业。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一产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转移。从“农林牧渔业”来看，各城就业人口比重明显减少，减少得最多的是重庆（-34.43%）、成都（-19.38%）和武汉（-15.85）。下降比例高是因为基数大，到2020年重庆和成都人口城镇化率依旧是九城中的最低水平，分别为69.46%和78.77%。
“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除重庆还在增加（2.62%），其余八座城市都是流出。深圳、苏州、上海、杭州都达到两位数的减少速度，成都减少幅度最小，只减少2.77%。这种变化与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去产能、机器换人等整体形势吻合。
每座城市的劳动力都在向三产聚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几乎都在增加，控制了人口规模的北京和上海稍有例外。其中，成都和重庆“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口增加比例排进各自前五，人的聚集与两地社消零结构特征保持一致。
2020年，重庆社消零总额首破万亿，成都站稳8000亿，对于两城而言，“吃”是消费的一大特点。这一年，成渝仅“餐饮”一项消费量占社消零总额比例分别达到13.85%、14.93%。同一时期，上海住宿+餐饮销售总额仅占比7.40%，汽车销售则是支撑上海社消零增长的主力军，占比12%。所以成渝两地总额虽高，但主要靠的是“人口数量红利”，“人均社消零”指标在九城中垫底。
值得关注的两个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就业人口增加比重数据来看，北上深和杭州在这两个行业已经储备了大量人才；而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重庆，其在这两个行业的人口增加比例并没有排进当地前五。
二、钱的流向
梳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度）各城市“法人单位”表现，从各行业门类中企业（注：特指“法人单位”，下同）分布数量，也可以观察企业聚集特点。
从八座城市（武汉数据未披露）企业分布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容纳企业数最多的两大行业，可比性较小。排除这两大行业后，往下统计各城市企业数量聚集程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比较各城市企业分布比例，“制造、科研、信息”三个行业出现频次较高，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四座城市的企业，在这几个行业的聚集程度都能排进前三。作为我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企业也比较多；重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和“住宿和餐饮业”两个行业的企业数量比较突出；苏州和成都企业聚集程度比较突出的是“建筑业”。
不过，细看各城市分项数据，以上行业分布企业的绝对数量出现较大差距。比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成都有2.24万家，只有北京的14.5%；又比如“制造业”企业，苏州有13.58万家，杭州、重庆只有5万家左右；还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北京、深圳、广州以7.7万家、6.43万家、5.81万家排名前三，其他城市还是2万家左右的量级。
三、创新布局
目前，仅成都、深圳、苏州公布2021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详情，梳理对比三地R&D经费投入规模、强度与聚集程度，可以测度地方科技创新能力。
从三座城市R&D经费总额和投入强度来看，总量上成都与深圳差距超千亿。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一同飞跃，2017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2018年首次超过1000亿元，2020年超过1300亿，2021年为1682.15亿元，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
具体到细分行业，据深圳和成都细节数据披露，2021年，深圳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上就投入934.87亿元科研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55.58%。成都在这一行业上的投入金额仅为35.74亿元，占比也只有5.66%。
不断加大投入，是深圳制造业持续创新并保持领先的密码。深圳曾在全国率先以立法形式确立每年不低于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金的长效机制。2021年，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超过64亿元，远高于30%的比例。
不只是强度、力度亮点，深圳R&D投入产业集中度也高。数据显示，深圳、苏州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分别为74.95%、87.37%。
四、新赛道切换
“再上一万亿”目标在前，城市经济急需找到新动能。产业高端与高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塔尖城市”都在瞄准的重点赛道，城市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
以人工智能为例，通过启信宝企业新增注册数据和智联招聘求职/岗位数据，可以看到各城在这一热门赛道上的市场吸引力、人才号召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无论研发、制造还是软件开发环节，广州都排在“塔尖城市”前列。细分来看，北京研发更强，深圳制造和软件开发都不错，上海研发和软件开发也表现优异。
再看“第二梯队”城市。苏州制造业强，人工智能也首先在苏州制造环节“开花”，2020年、2021年苏州制造业人工智能企业系注册量连续激增，过去五年苏州新增企业（涉及人工智能的制造业企业）总量排名第二。
杭州也是这样的走势，2020年突然发力，以每年5000家新增企业的速度，迅速充实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环节实力，五年新注册企业（涉及人工智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总量排名第四。
武汉企业“醒”得更晚。2021年在软件开发、制造两个环节的人工智能企业才突然增多。
除了企业、资本，还得吸引干事业的人才。
从岗位大数据来看，人工智能领域就业机会高度集中在北京和深圳。两座城市提供职位数占比（每个城市提供职位数量/全国职位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占全国近1/4。
招聘需求旺盛，则吸才效应显著。反观武汉、重庆，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职位数占比并不高，在“塔尖城市”中处于垫底水平。
对比“简历投递量占比”（每个城市的简历投递量/全国简历投递总量），8座城市简历投递量占比都高于提供职位数占比，其中北京、成都差值最大，意味着岗位“供不应求”，求职竞争激烈。不过，结合两组数据来看，北京主要原因在于“求”者众多，成都更大可能则在于“供”者偏少。苏州是唯一简历投递量占比低于提供职位数占比的城市，显示对求职者吸引力相对较弱。
人才与产业就像“蛋和鸡”的关系，如果产业人才长期被固定在“低端”一档，就将阻碍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更高环节升级，难以形成新的增长点；若产业一直在中低端徘徊不前，也会对城市集聚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形成阻力。
眼下，“塔尖城市”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制定“再上一万亿”的目标后，既需要环伺左右，靠创新与速度拼抢发展的资源要素；更需要脚踏实地，基于自身禀赋优化好那块高质量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