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任琳
当下，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压力、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新旧风险并存、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发达国家经济政策负面外溢效应渐显等各类全球性问题叠加，“选择性脱钩”常态化，保护主义思潮将经济全球化拖入逆行状态。加之，大国博弈不断以各种方式投射至全球治理领域，严重掣肘了各国集体行动的形成，动摇了多边主义基础，迟滞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甚至加剧了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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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经济复苏压力巨大，全球债务风险高企。除了世纪疫情、灾害天气等客观因素之外，霸权国家为了护持权力在经贸投资领域采取“脱钩断链”的做法，切断了全球价值链，更破坏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和完备性，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债务问题出现投资缺口。面临债务问题的发展中经济体或将受制于债权人要求，导致财政资金流出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等社会需求最大的领域。”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同样严峻。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1月19日，美国政府已触及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虽然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并提交国会，但多年来累积的债务危机问题浮出水面。
第二，发达经济体政策负面溢出效应渐显，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迫在眉睫。世界经济出现回暖趋势，但各类经济体之间增速分化，整体复苏并不平衡。发达经济体渐进式地收复“基本盘”，但其宏观干预手段或给其他经济体带来负面溢出效应，世界经济面临一定的潜在风险。例如，发达经济体激进加息，美元资产投资回报率高，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资产价格变动，货币贬值压力大易遭抛售。此外，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支持效能几近见顶，然而，在全球范围货币流量剧增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复苏速度却几乎未见大幅改进，这其中的缘由有待深究。整体而言，疫后的世界经济仍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与发达经济体收复“基本盘”的情况相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却各有差异：亚洲地区相对乐观，但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下其他地区面临陡增的债务风险，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经济社会问题累积。
第三，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凸显，主要大国气候治理承诺短期内难落地。近年来，全球变暖趋势的感知度明显提升，各类极端气候出现频率增加，长期化趋势不断被证实。有节奏地控制碳排放，有序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然而，发达经济体对议程的主导，以及各主要国家的利益攸关度、博弈者特性差异较大，加之近几年疫情对各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致使治理举措的落地进程相对缓慢。诸如气候治理等各类全球性问题都面临持续恶化的趋势，诸多领域的治理赤字和公共产品赤字问题严重。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当下的利益相关度不同，并且某些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历史责任、逃避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赤字状态。
第四，地缘政治风险有上升趋势，主要国家间信任赤字骤升。二战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国际社会似乎更加关心气候变化、移民难民、传染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传统的地缘政治和战争风险的威胁感知有所下降。然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的不安全感陡然攀升，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风险再度强势回归到人们的视野里。地缘政治、传统安全、和平议程等再度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显性议题。一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从最初以经济制裁的“外延式参与”，提升至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直接介入”，乃至进一步将援乌内容转向“重型”武器。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效应将致使全球安全赤字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化趋势走强。然而，面对全球安全治理需求的上升趋势，治理安全问题的公共产品和国际机制供给却因大国互信不足难以及时补位。
第五，技术进步犹如一把双刃剑，规则空白有待填补，但制度存在非中性风险。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仅事关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还与各国的安全乃至普通民众的生活都有直接联系。例如，谷歌提供的高像素地图一度被某些国家赋予军事用途，同类用途还有可能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因为它降低了目的地的信息保密程度，便利了恐怖主义者针对特定目标采取活动，甚至还因信息的公开性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掩护。因此，多国政府曾对此类问题提出异议。其中，以色列政府曾坚决要求根据许可证协议在特殊地区限制地图的分辨率；英国政府曾要求遮盖核潜艇基地和空军基地等敏感地点；美国政府也曾要求谷歌遮盖白宫大楼的部分场所。可见，技术进步不仅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便利提供了条件，还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原有法律对这些新事物反应迟滞、未曾予以有效约束，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规则缺位带来的灰色地带。此外，在技术领域，大国围绕规则制定的博弈正在拉开帷幕，技术性权力不对称很可能进一步投射在治理领域，导致制度非中性。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影响：因为“根服务器”主要集中在美国，在美国境内集中了大量互联网的中心节点和电子商务公司，美国可以借此“监控”全世界，而美国将这种技术领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就会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全景监狱效应”。一旦中性规则缺位，霸权国家利用其掌握的不对称技术优势主导规则制定，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将遭到严重侵蚀。
第六，“精细化脱钩”或成大国政治的常态，信任赤字持续破坏全球治理行动的向心力。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全面“脱钩”，拜登政府更多采用选择性“脱钩”的策略，大国博弈更多地呈现出议题化的趋势，即在某些议题领域维系“脱钩”政策，在其他议题领域继续保持经贸投资交往。选择性“脱钩”主要出现在5G、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关键高科技领域，或者说所谓的“与其安全高度相关的”领域，美国对这些相关的技术类产品采取“卡脖子”策略。具体表现为所谓的“小院高墙”，表面上看似乎院变小了，但实则更明显的是墙变高了。所谓的“小院”是指美国政府想要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核心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高墙”则指的是要加大力度严密封锁部分领域，把这些领域作为确定战略边界的所谓“高墙”。所谓“精细化脱钩”指的是在“小院高墙”之外的其他技术领域内继续保持开放。为了保障供应链安全，很多国家不得不进行自主创新、缩短供应链或是在本区域内寻找替代供应链，由此催生出供应链的“内卷现象”。大国关系的这些走势都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走势，破坏世界市场的完整性和各经济体的向心力，进而改变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秩序。
第七，发达经济体内部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前路坎坷。发达国家忙于内顾，暂且只能将有限的资源满足国内治理的需求，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皆有不足现象。尽管如此，受到世纪疫情和其他外生因素的叠加冲击，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仍在发酵。为转移不断累积的国内社会矛盾，部分发达国家放任内部的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蔓延，国家战略的内顾倾向加强，经贸活动的排他性增强，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下降。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投射至政策领域，表现为更为严厉的投资审查和更为排他的约束条款。2018年，美国国会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交易权限，并授权其在必要时修改或阻止部分赴美投资。2022年，美国财政部发布了该委员会在2021年的活动报告，统计了CFIUS的诸多审查活动和审查力度，例如合计审查了348笔新交易，审查数比2020年增长30%；2016年—2021年只有4%的并购来自中国，但受审查的并购活动仍占到总审查数的15%，针对中国的审查指数为3.7，而法德加英的平均数却不到0.5，日韩则为1.5，新加坡为2.6。发达经济体在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保护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将经济全球化拖入了一个泥泞之地，只得蹒跚前行。如何完善全球治理，如何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治理的议题息息相关。
面对这个动荡不安却又亟需得到治理的世界，应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对抗外部风险的内部韧性，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一是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塑造新型大国关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夯实基础。三是强调求同存异，推动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功能性合作，淡化多边机制被政治化的风险，确保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性立场和功能导向。四是凝聚亚太国家共识，通过经贸与安全合作稳定周边局势，借由区域一体化的顺利开展，对冲全球范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以区域治理为着力点，增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加速区域内合作机制的落地，破解多边难题，缓解全球治理赤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