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外卖、快递、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业态发展迅猛，在促进劳动就业、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些新业态组织结构的网络化、用工形式灵活化，以及新业态劳动者的流动化、共享化、分散化等特点，又使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禹杰这次转行是被迫的，虽然他从心底喜欢外卖行业。

2018年4月5日，禹杰成为贺兰县某电商配送服务公司一名外卖送餐员。谁知9天后，禹杰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住院6天。2019年11月，实施第二次手术。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禹杰为工伤，银川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伤残等级为九级，停工留薪期为5个月。

(资料图)

得不到停工留薪工资、医疗费赔偿等，禹杰一气之下把该电商公司告到了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禹杰与该电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电商公司支付禹杰11万余元。

官司赢了，可禹杰的钱却迟迟拿不到。手持“热乎乎”的裁定书，禹杰等人来到贺兰县却发现该电商服务公司是“铁将军”把门，多方打听才知道该公司已从原注册地搬离，法定代表人也失联了。

身体恢复后，禹杰还想继续送外卖，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这个行当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是干个别的吧。”

在宁夏，禹杰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在全国，也还有不少“禹杰”。

住宁全国政协委员马宗保、杨淑丽关注老百姓最关切的事情。今年，他们带着《关于兜牢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促进新业态发展的提案》来到了北京。

和外卖小哥聊冷暖、跟快递小哥唠嗑、与网约车司机聊家常，两位政协委员发现，新业态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关系复杂，与传统劳动者有很大不同，两者相互之间不直接接触，没有身份归属关系。新业态劳动者大多签订的是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甚至还有合作协议，当发生权益纠纷时，很难认定新业态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使得劳动法很难适用于从业者权益保障，尽管国家修订了工会法并发布了多个文件加以规范，仍存在游离于法规之外的情况。

12分钟内在电脑上完成19票件的派送路线设计，2020年，杭州市“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

像李庆恒这样凭借把“送快递”这一件事做出色的人不多。杨淑丽说，新业态群体的职业可持续性值得关注。平台就业具有工作自由与灵活的特点，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看重显性的工资收入和形式上的自由，很多新业态劳动者职业长远规划不足，职业发展路径不宽，忽视了技能提升这一长久保障。

在新业态群体中，有很多人有着和禹杰类似的遭遇。由于新业态群体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加班熬夜是常态，给身心健康带来巨大挑战和影响。此外，缺乏必要的安全装备、工作环境差，工伤风险较大。因劳动关系复杂、工作时间和场所不固定，他们难以参加工伤保险且工伤认定难，即使购买商业保险，也是杯水车薪。

“之前，电商公司答应给我缴纳工伤保险。”禹杰说，直到事发后，他才发现该电商公司未给自己缴纳工伤保险。经过调查，杨淑丽发现，由于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难以认定，企业（平台）往往利用相关法规漏洞，逃避缴纳社会保险。即使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允许劳动者以灵活就业者身份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但缴费几乎全由个人承担，加之受户籍、地域、流动等因素制约，参而不缴和参保后断缴现象较为普遍。

“现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这已是广大居民的一致认同。杨淑丽表示，不能让新业态劳动者流汗又流泪，必须让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从而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

两位委员建议，修订完善劳动法增加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内容，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平台）、就业者的权利和义务。针对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等情形，制定适应数字时代化的法律法规，补齐法律“空白”。

在加强人才体系建设方面，两位委员建议，人社部门牵头对新职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与前景评估，联合教育部门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同时，不断探索将新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进行扩容，及时分类修订评定标准，促进队伍专业化培养和行业健康发展，着力提升新业态发展空间。

“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平台（企业）备案管理制度，制定监管规则和标准。”杨淑丽说，人社部门完善工伤参保办法，为新业态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清障疏堵、优化服务。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督促企业落实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治理违法超时加班等突出问题，让新业态劳动者安心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马宗保、杨淑丽两位委员建议，进一步破除城乡、地域和不同险种之间的藩篱，通过就业、社保等补贴扶持，支持创建新业态行业性组织，通过行业组织受理参保。同时，以“互联网+社保”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打通全民参保的“最后一公里”。（记者　乔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