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速读：重回一线城市，一些年轻人“回笼漂”

这个春天，一些年轻人选择重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我和北京‘复合’了。”张扬前不久从家乡回到北京，他把这个城市比作和他“爱恨纠缠了多年的恋人”。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理论上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但最现实的原因是“甲方在下需求的时候，还是希望能面谈”。即使作为“数字游民”，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也显而易见地更多。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房产中介葛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2022年疫情期间，找他转租的人不少，每一个离开北京的租客好像都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

“今年过完年以后，来租房的人就变多了，房价也涨了。”葛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末的一天他接了3拨儿客户，看了20多套房子，微信步数达到35819步。在他的客户中，很多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回笼漂”。

“回笼漂”形容那些在北上广深和其他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以重返一线城市的频次作为衡量标准，有人是二次“漂”，有人是三次甚至更多次。

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二线城市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9.1%、3.4%，远高于总体的5.4%、0.4%。

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也在近日透露了一个数据，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

“如果说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张虚构的藏宝图，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无字天书。”抖音博主“又是老文”分享了自己从北京回到家乡小城的感受。“在经历过N多场互相看不顺眼的面试和人才补助申领失败之后，才发现家乡好像并没有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几种选择——老师、医生、公务员……”

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网友“某人”发表看法：“大城市竞争大，小城市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22年9月，22岁的李天被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因是连续一年996的工作强度和超高的销售业绩压力。那是她“北漂”的第一年，身体的“抗议”让她选择辞掉了自己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选择离开北京。

从2022年9月回到家乡开始，李天一直试图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小城真的是一个特别需要人脉的地方，有一些好的岗位，其实是不对外招聘的”。她打听到，“如果想要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岗位，大概需要花20万元左右疏通人脉、打点关系”。

“我家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如果在哈尔滨找一份普通工作，月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李天说，自己上一份工作收入过万元，除去每个月6000元的生活花销，她还能存下来近5000元。“这么看下来，北京的职场是公平的，评价标准就是个人能力。”

“那就试试特岗教师吧。”李天的父母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一份“稳稳当当”的工作。

“刚好朋友今年特岗教师上岸。”李天告诉记者，但正是这位朋友的讲述让她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再次回到北京。

“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李天的朋友告诉她，（实习）工资到手2000元，家里边目前已经开始安排相亲了。“如果我考上了，那大概就是在附近上个班，很快结婚生子，我的人生就这样定性了。”

李天想趁着年轻，再多看看。

“如果只是收入低，那我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但是这边的职场氛围让我无法接受，大家好像都是‘得过且过’。”齐思瑶2019年年底离开北京，出国留学两年后随男友回到了家乡呼和浩特发展，入职了一家直播公司，“工作职责并不明确，直播运营这个岗位只有我一个人，我必须是一个‘综合型人才’，什么都可以干”。

“入职时，公司并没有和我签署劳动合同。”齐思瑶告诉记者，“没有缴纳五险一金，工资、奖金拖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情，但不常加班确实是真的。”

“虽然忙碌的时候很少，但是闲的时候真的很焦虑，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王心语的家乡在中原地区，她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大学，专业是服装设计。2022年毕业前，她拿到了两家公司offer，一家在上海，另外一家是浙江一个小城，距离上海100公里左右。两家公司给出了同样的薪水——7500元。

“在上海，我租房子的租金可能都不止这么多钱。”王心语选择了浙江的小城，本想好好学服装设计，攒两年经验跳槽。但是进入公司之后，却被分配到了管理岗，每天和数据报表、PPT打交道，王心语觉得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最近，王心语在豆瓣发帖，想要重新回到上海，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22年8月，和男友分手后的齐思瑶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北京“背水一战”。前不久，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仍然从事直播运营的工作，但团队有40人。“领导很重视我，在这里我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仍然有一些时刻让齐思瑶怀疑自己重回北京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些时刻有——早高峰被人流推上地铁；加班的凌晨，独自打车回家；为挤时间不得不点外卖……

养好身体，李天背上了返京行囊。不到一个月她就找到了一份短视频编导的工作，与本科专业相关。没有996，业绩压力也比较小。她说：“北京总是有很多的机会，虽然收入比不上之前，但我觉得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现在，李天在工作之余运营着自己的抖音账号，她说：“北京也不会是我的归处，人生的下一站也许是杭州。”

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回笼漂”

“回来是为了给所有帮我的人一个交代。”李均婷坦言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

2008年，20岁的李均婷和几个同学约着一起闯北京，她从房产中介做到凡客诚品的客服，最后进入保险行业，从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进楼房，她说：“发展最快的那几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长的。”

10年之后的2018年夏天，P2P (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 爆雷，李均婷是投资者之一。投资失败，欠了40万元的债。同年，她与丈夫的婚姻走到尽头。女儿两周岁，归她，分得财产8.5万元。

“离婚那天，我转头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均婷告诉记者，在北京的这些年，她一直处于极快的生活节奏中。“北京优秀的人太多了，总是处于比较中。想换大的房子，想换更好的车，欲望拉扯着我的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接连的打击使得李均婷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中。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离在了赤峰老家，兄妹俩总在一起谈心。“我哥常说他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北京拼了。”

20岁离家后，李均婷鲜少回家，自觉亏欠父母，在哥哥的劝说下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努力赚钱还债，好好照顾父母”。

“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违的慢节奏，“连机动车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回家刚刚半年她就发现“挣不到钱”。“当时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给企业带货。”李均婷所赚的工资，只能维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别说还债了，再这么下去可能会有新的债务”。

还是得回北京。她打算回北京的那个月，父亲脑出血复发全身瘫痪，几经纠结，李均婷决定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欠的债。“我现在还欠着哥哥姐姐还有朋友们的钱，他们当时特别信任我，把信用卡借给我刷，后来出事了逾期，也特别地包容我。”李均婷说，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多亏了亲友的帮助。

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转变，父亲的身体也有所好转，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引荐下，重新回到保险行业。“我现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李均婷说，她想早点儿还上债，也想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即使回北京经历了教培行业大裁员的风波，我也没有想过再次离开。”张珊很庆幸自己在2019年疫情开始前选择重新回到北京，现在，她十分理解那些在小城“过不下去”的年轻人。

“当年离开北京，是因为怀孕了，看着高昂的房价，觉得自己没办法在北京拥有一份稳定幸福的生活。”那时候，家乡的省会城市太原成了张珊和爱人的首选，“开发了高新区，有很多商场，也有一些艺术展和演出，觉得确实还挺不错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在太原订了一套“期房”，正式安家落户。

但是，令张珊没想到是“生存问题”成了他们一家人迁居太原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创业还是上班，都满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开支。”张珊在太原开了一家花店，但她很快发现，就鲜花市场来说，拿到企业端的“大单”需要丰富的人脉关系，面向大众的市场主要走的是“低价竞争”，“不需要多好看，也不需要做品牌。9个月的时间，纯盈利两万元。”

张珊一家三口的生活成本全都系在了丈夫的收入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5000元左右，在太原算很不错的收入了。”但是，扣去每个月需要还的4400元房贷，只剩1000元的结余做日常生活费用，张珊觉得捉襟见肘。

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虽然北京生活成本大，但我们核算之后发现是有结余的”。如果再过几年，可能工作就不好找了，经济压力之下，这对夫妻“回笼漂”。

2019年，卖了太原的房子，俩人带着孩子重新回到北京，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如今他们的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日常开支，买房也在计划中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离一线城市的目的地并不是“家乡”，而是某个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里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难。

王心语的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上海，在浙江小城唯一的熟人是和她一起入职这家公司的大学同学。“在这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为小城的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大家的年龄比较大了，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关系和朋友、同学还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是不能完全跟他们讲的。”王心语总觉得这里虽然是一家服装公司，但包容度似乎并不强。

“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生每天都会画一个比较浓的欧美妆容。但是我们这边会有工艺师说她化的妆太浓，感觉非常夸张。不化的时候又会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王心语介绍，这里的工艺师，可能就是缝纫工出身，技术非常厉害，但是本身受的文化和时尚教育并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见多元的装扮。

每每这时，她就会怀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发的“文化时尚活动”，“先锋、自由且包容”，“也许这不是你的日常生活，对于时尚行业的人而言，确实可以提供一些创作的氛围和灵感。”

也有热心人给王心语介绍男朋友，但都不了了之。“这边的男孩子更倾向于找本地的女孩子，人家会觉得你总是要离开的，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王心语说，她的父母倒是希望她能找一个外地男朋友，这样两个人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离开。

王心语总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学的时候，她最喜欢和同学从学校骑共享单车到黄浦江边，边吹风，边聊天，边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长见识。

“或许怀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说。

让张珊印象深刻的是，“在太原，我很难融入‘小区社交圈’。”她常常觉得自己和周边人群的育儿理念格格不入。

回到北京之后，张珊夫妻找回了自己固定的社交圈，“大家时常出去玩一玩，也会一起商量着去干点什么，不管最后是否可行，朋友们总会讨论并提出建议，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见闻。”这是在太原很少有的体验：“因为在太原我们认识的人会比较少，大家的方向其实也比较明显，生活比较安逸，没有什么明显的欲望一起做点事情。”

在齐思瑶看来，从呼和浩特再次回到北京，自己重新拥有了社交兴趣和能力。“一线城市的人口基数大，意味着遇到有趣的人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回笼漂”后，齐思瑶有了更多的兴趣交新朋友，“和朋友聊天本身就是输入的过程”。

在北上广深，交朋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张扬在朋友们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在北京的朋友圈大多通过展览、话剧、电影和讲座建立。

“2020年之前，北大还没有封闭管理，我经常去蹭戴锦华老师的课，当时就认识了一些‘挚交’。”张扬说。

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合伙开的酒吧倒闭了。同年11月，退了租，坐了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包头。凌晨5:11到达，下车之后想吃个早餐，却发现大多数早餐摊都没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