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南亚，虽然已有三年多没有去过，但我还清晰的记得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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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一下飞机突然发现衣服没带够，于是在当地的一家商场买了一套运动服，我下意识看了看标牌，上面赫然写着“Made in Vietnam”。

Vietnam？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这是哪里，按照我们多数人的想法大多数运动品牌都应该是“Made in China”才对。回去一查才发现居然是越南。换句话说，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一些国际品牌，把服装生产基地搬到了越南。

另外一件事是和朋友一起去泰国普吉岛潜水，当时泰铢没有带够还想着拿人民币在当地换点钱。到了才发现，几乎在街头任何有中国游客出没的商店里都贴着“扫一扫，刷支付宝”的标签。

很多人都纳闷，为什么这几年东南亚的变化那么快？答案显而易见。

东南亚，其实一直是中国企业和资本出海的热土。在这片热土上，诞生了Grab、GoTo、SEA、Lazada、J&T、VGN等多家独角兽公司。但必须要提的是，这些公司要么是中国巨头投资，要么是更为直接的“中国模式出海”，它们都不断地在带动东南亚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在过去三年里，出海东南亚的话题热度一直在持续。

2021年夏天，越南“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议题被广泛讨论，2022年很多国内经济学家都看好越南的发展，认为越南是下一个亚洲四小龙，最终2022年越南GDP增长率也高达8%。

然而，越南2023年第一季度交出的成绩单却令人大跌眼镜，其GDP增长率只有3.3%，与此前越南定下的2023年6.5%GDP增长目标相差甚远。越南经济的形势急下，与过度依赖外贸和美国市场有关。

相比之下，投资者的目光又逐渐转向了印度尼西亚。

来自印度尼西亚移民局的数字显示：从今年2月14日到5月份，中国各大城市飞往印度尼西亚约有5000个“投资者”。

“印度尼西亚有将近3亿人口，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年经济增速保持5%的高速增长，而且它还是东南亚最大的数字经济体。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和GDP约占整个东南亚的40%。所以在东南亚创业有一个说法叫‘得印尼者得东南亚’。”

当然，印尼、越南都只是东南亚如今竞逐“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

产业转移目的地和探索地

其实在探讨中国产业链为何会“东南飞”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先提一下东南亚产业链发展的背景。

东南亚地区是与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之一，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相似的历史背景。

从市场来看，东南亚国家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拓荒市场，包括柬埔寨、缅甸、老挝等低人均GDP、高GDP增速国家；二是新兴市场，包括越南、印尼、菲律宾、文莱等中等人均GDP、中等GDP增速国家；三是成熟市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高人均GDP、中低GDP增速国家。

直到今天，我偶尔也会想起在2000年后，其实许多人都对国外充满了“探索欲”，但西方或者美国都太过遥远。所以当时流行去较近的“新马泰”旅游，很多人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踏出国门。

这一时期，新加坡、文莱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000美元，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超过初级产品出口比重。

随后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先后实施经济开放与改革政策，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东南亚主要国家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之下，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积极实施刺激内需的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国内需求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在经济危机之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推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政策措施，加快经济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步伐。

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联合发布的《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东南亚经济未来将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预计2030年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东南亚六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是东南亚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南亚六国GDP合计达3万亿美元，1990年以来复合年增长率达8%。

不仅如此，东南亚还被誉为继中国之后数字经济的下一个前沿区域，有望实现与中国类似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服务改变生活方式。

在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达到了70%东南亚地区，短视频、直播、网约车、外卖、跨境电商等各种新的服务受到用户喜爱。如同多年前的中国，伴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和高科技公司迅速崛起。

据统计，2021年仅东南亚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就达到约4.3亿，根据文莱政府2013年发布的《东盟加六国人口预测：全球占比、老龄化及抚养比报告》，预计2023年东南亚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将达到4.83亿，届时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80%。

当然，互联网的发展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命运。东南亚地区，目前生活着约6.5亿人口，他们的平均年龄仅在30岁左右。人口结构带来的优势，给东南亚市场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欧洲、日本老龄化严重，中国人口红利见顶的当下，东南亚庞大的年轻人口显得尤为可贵。廉价劳动力则是另一个优势，随着东南亚工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宝洁、苹果等品牌将工厂从中国搬迁到了东南亚地区。

另外，人口红利还有利于东南亚提升制造业水平，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随着劳动力产出和收入的提高，人口红利也将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费市场。

以纺织业为例，2010年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1/3的东南亚新兴国家承担成衣等终端加工环节。2019年，越南/孟加拉/印度纺织业出口份额分别为 5.3%/4.6%/4.5%，其中成衣份额分别为6.5%/6.6%/4.4%。中国有部分剥离低端环节的趋势，成衣出口份额下降至34.1%，棉制面料出口金额从2011年至今减少11%。

所以外资也正是受东盟地区人口红利的吸引，最近十年进入东盟的速度和规模预计在不断增加。这也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给全球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后，全球工业转移从英国到美国，美国到日本，日本到韩台港到中国大陆，再从现在部分迁移到东南亚的重要原因。

中美博弈的新战场？

实际上，在地缘政治、中国大陆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等背景下，近年来电子上市公司赴越南、印度等地设厂持续不断，即便在过去三年期间也并未中止。

据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苹果公司已经告知一些代工制造商，该公司希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生产。苹果公司已有一小部分生产是在印度和越南进行的。

的确，如今的东南亚制造业已经成为“淘金”圣地，从各国政策上来看确实如此。

像印度，除了吸引外资，其还在积极推动本国的产业替代，以手机行业为试点，目前已经开始显现成效。印度政府也在向汽车部件、家电、医药、太阳能、通信行业等更多领域推进进口替代项目。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同样人口基数较大，“印度需不需要成为中国”一直被人们所讨论，但现在，多数人认为“印度不需要成为中国”，因为宏观来看，印度人口基数足够大，未来20多年印度会是少有的能保持8%的经济增速的国家。

除了在缺芯、疫情等扰动下，全球政治因素也成为新推手。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其中就包括了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多个东盟国家成为初始成员。

毫无疑问，当前，美国和中国正在为争夺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而战。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多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涵盖了关键的贸易路线。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力量。

截至2023年Q1，一直致力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我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据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额迅速增长，到2022年已达到约9700亿美元。

不过美国和中国正在为争夺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而战。

“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把东盟作为围堵中国的突破口，最后很大可能将事与愿违。”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东盟国家来说，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而不是参与围堵中国，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要做些什么？

目光再回到中国。

一位朋友举了一个例子，作为中国科技制造业的核心深圳，华为、中兴、大疆、比亚迪等一众科技企业坐落于此。人头攒动的深圳华强北，曾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电子产品集散中心，电子产业的发展也为深圳的GDP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就如上文所提及，电子产业繁荣相似的情形正在印度、越南等地上演。

一位常年奔波于国内和东南亚市场的人士谈到，这一轮产业转移始于十年前，中国不断上涨的各类经营成本迫使工厂转向更“草莽”的海外。

一方面，人力支出不断上涨，例如东南亚多国的工人月工资在700元-1000元，而在珠三角地区则要达到5000元-7000元。一个千人规模的工厂，每个工人的成本少5000元，一个月就意味着多出500万元的利润。另一方面，上涨的租金成本让工厂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东南亚多国为了招商引资大开国门。诸多推力与拉力作用之下，过去十年间珠三角科技制造产业一直处于缓慢外迁的进程中，但随着近几年来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才悄然加速了这一过程。

大家所熟悉汽车工业也是如此。

虽然此前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出现较强的出口替代效应较为明显，但如今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领域内表现也越发明显，包括当前外资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产业链条短的加工制造业，其中新能源车产业更成为亮点，另外矿产资源丰富是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

几年前，韩国车企已纷纷进军东南亚。

目前东南亚市场已经是现代汽车集团不可能抛弃的重要市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年产15万辆汽车的工厂，已在去年建成，并推出了IONIQ 5电动汽车。他们与LG新能源合资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靠近这一整车工厂，预计在2024年的上半年投入运营。

据外媒报道，在降低关税的谈判进行多年仍毫无进展后，特斯拉在5月17日向印度政府官员提议，在印度建立一家工厂，生产供印度国内销售和出口的电动汽车。特斯拉此举标志着其战略的转变，即先在印度市场建立生产再开始销售。

中国汽车品牌也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长城汽车在泰国、印度投资建厂，吉利汽车收购马来西亚品牌，上汽通用五菱扎根印尼，比亚迪上马越南造车事项目。

显然，对于汽车品牌来说，与整车直接出口相比，通过海外工厂将汽车拆散出口，一方面能够利用当地市场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享受比整车更低的关税，最终让整车价格更低，以此建立产品上的价格竞争力。

从这些来看，繁荣的东南亚对中国是利大于弊的，我国既可以享受东南亚国家在开放政策、人口红利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又可以在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不过产业链外移是一个中性的表述。

过度的产业外移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产业空心化，但合理的产业外移是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更加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国际分工网络，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制造产业链便可以高枕无忧。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地缘政治摩擦下，稳固中国科技制造业既有优势地位、形成新旧产能紧密转接，合纵连横、越迁升级，这将面对极高的挑战。

所以对于主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产业链外溢本身不是坏事。但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应对构建国内外的全新生态链的变化，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实力，才能长期拥有优势和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