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中,关于农民工年龄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新数据尤其值得关注。

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近3亿农民工的就业,事关经济社会全局和亿万农民福祉,尤其牵动人心。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近年农民的务工收入已超过务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是稳住务工收入。从产业与就业的关系看,人口红利多了,经济才有活力,反之亦然。扩大农民工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是当务之急。

农民工就业是观察经济的一个窗口。近年来,在就业优先政策实施下,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农民工总量从2010年的2.42亿,一路增至2019年的2.91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略有减少,2021年又恢复增长并创新高。尽管总量还在增长,但是增速已减缓。2021年,农民工总量只比2019年增加174万人。更严峻的是,今年以来,疫情的影响仍在全球蔓延,在我国呈现多点散发态势,农民工就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收入增速也面临下滑的挑战。

过去,人们关注农民工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聚焦于“招工难、用工荒”,其背后固然有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的因素,更有技能型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因素。如今,正确认识农民工结构性变化的一些新趋势,对做好经济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一是农民工流动更趋本地就业的趋势凸显。2021年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1.3%,本地农民工增长4.1%。本地和外出的划分标准为是否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外出就业对乡村有巨大积极作用,也有些许消极影响。积极作用表现在为农民打开二三产业就业空间,成为增收的重要来源。消极影响表现在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有可能加剧乡村“空心化”。本地就业则离土不离乡,成为活跃县域、联结城乡的纽带。

二是农民工总体老龄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力。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也在提高。2021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老一代的农民工正在返乡路上,更倾向于就地就近务工,新生代农民工则成为不少行业的用工主体。农民工老龄化既是人口老龄化的体现,也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体现。新老农民工的代际转换既与就业结构有关,也与产业结构有关。

农民工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双重影响。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都要把农民工外出就业与本地就业结合起来。实际上,外出就业为农民工打开了眼界,本地就业为农民工提供了平台,两者相辅相成、适时转化,蕴含着乡村发展的动能。对外出农民工来说,各地应解决就业信息不对称、就业形态不丰富、就业技能不足等问题;对本地农民工来说,要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丰富县域经济形态,帮助其就地就近就业。

让农民工在城乡间顺畅流动、各美其美,既是城镇化道路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大局能保持稳定,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地有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农村改革始终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无论是本地农民工还是外出农民工,都要切实维护其土地权益;新型城镇化要聚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有能力和意愿的农民工在适宜的地方乐业安居,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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