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增多”的数据表现引发公众热议：未来是否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能否负担起如此重的老龄化?

“这种担忧其实来自于对总量的一直执着。在整体上，人力资源并不因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而削弱， 而是在不断增厚。老年人数增多，它不一定就意味着这种养老负担的这种加大。对于劳动力人口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不需要太过忧虑。”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对第一财经表示。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15—59 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相比2010年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万人，占13.50%)，相比2010年上升5.44 个百分点。

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

劳动力是否短缺?

“劳动力供给会继续减少，另一方面就业需求也会继续下降。由于二者同方向减少，因此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 5月11日，在“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 专家研讨会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表示。

一个现实情况是，虽然国内劳动力总量保持下降，但规模依然很庞大，总体就业压力依然存在。

“劳动力是否短缺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还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情况。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需求量也都在下降。我国总的就业弹性从2014年开始下降，2018年呈现负值，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负，第三产业是唯一吸纳劳动力的产业，但是就业弹性也在下降。”童玉芬表示。

单纯看劳动力总量数字的下降，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劳动力真实的现状，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开始变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

“从生产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并非人力资源的减少。”杜鹏认为。

在杜鹏看来，劳动人口的按年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上的便利， 它适应过去的社会现实，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种劳动年龄人口的统计方式的价值在削弱。 劳动年龄的范围，是16~59 周岁，大部分高中生、大学在校学生都是劳动年龄人口，但并非劳动人口，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年轻人实际进入劳动的时间还在不断推迟。相应的，随着健康改善和寿命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为数众多的老年人也可以是健康的、生产性的人口。

“我们现在有3600万在校大学生，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累计培养了超过2亿大学生。到2050 年，60岁以上老年人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就会超过8000万，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这种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足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另外在生产方式上智能化、自动化，也在不断削弱生产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提升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整体上，人力资源并不因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而削弱，而是在不断增厚。”杜鹏表示。

5月11日，在“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 专家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认为面对持续走低的劳动力人口，需要对劳动力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其实仔细分析，并不是持续老化。其次是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随着产业升级以及科技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新月异。

“很多人呼吁放开生育，用生育来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生育政策放开，在不同的方案下，对劳动力这个补给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有时间滞后性的。”陆杰华认为，“重点还是放在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上面，比如说通过提进一步加提升产业结构，加强加快技术创新的进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和资本的替代来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今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老化，可能加剧部分行业、区域等结构性失业与局部性劳动力短缺现象。童玉芬建议，需要通过人力在政策，加强劳动者素质尤其是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转换，减少结构性失业与局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老年人增多是否增加养老负担?

中国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已在数据得到更多体现。陆杰华认为，“我们可能关心的是因此而导致老年抚养负担的加剧。”

“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出生和死亡率发展下去，205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大致是4.8亿这样一个水平。虽然生育政策应该去鼓励，促进生育水平的回升，但不论效果如何，它都不能改变我们人口老龄化，到2050年，老年人口无论人数还是比例都会翻番，这个发展趋势不会改变。”陆杰华说。

杜鹏则认为，不能单纯看总量，需要看到老年人口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变化，2000年的时候，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50%是没有上过学或者是文盲。到2010年时，这个比例下降了27%左右，今年可能会下降到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年限的提高，受教育的普遍改善，会为后面的积极老龄化相关的社会政策创造更好的一个计划。

据杜鹏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1世纪中叶前将继续以较高速增长至9.8年，基本具备高中教育水平。达到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所占比例将超过35%，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口规模预计会在8050万人以上。

具体而言，中国老年人口到2040年时平均受教育年限将突破9年，整体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到2050年时平均受教育年限会比2015年时再提高近4年：老年人口基本不识字率进一步降为4.0%;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口将占据主导地位。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口为分母计算可见，其从2015年时占27.5%大举跃升至47.7%;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口成为次于初中教育水平、近于高中教育水平的第三大受教育者群体。到“十四五”末期，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会接近7.5年，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标志性地突破50%。

老年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对老龄化社会将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人力资源的社会价值，不仅是老年人力资源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数量增加而增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可能也好于大多数人的想象。目前老年人中，失能的占3%，没有失能但存在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需要人帮助的占 14%，合起来为17%，但还有8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或者比较健康的，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头在 70 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这相比公众一般想象中普遍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形象，情况要好很多。”杜鹏说。

此外，杜鹏认为，老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历史性变化，至少会在两方面带来新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影响、提出新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要求。

首先是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改善可切实培育老年人口的健康素养、健康行为，并有效提升老年人口的健康敏感性、依从性。其次可以改善除了在“健康”维度上给老年人口带来正面的影响之外，还将在“参与”维度上逐渐开启老年人口劳动行为、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新纪元，同时推动老年人口更主动地接受现代技术手段、接纳新兴产品资源，让智慧康养、终身学习等时代议题的价值进一步凸显，从而在“保障”维度上持续增进老年人口福祉，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奠定更加扎实的微观基础。

“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老龄化而发展停滞， 包括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韩国。 到2050年，日本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会达到 43%， 我们会达到37%，实际上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才会达到日本当前的水平。 其他国家在人口老龄化上的应对策略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我们有足够的适应过程，不必过度忧虑。”杜鹏称。